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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二妈贺凤英也来了。她还当着村里的妇女主任，只不过这职务早成了个名义。几年来，她和她丈夫在村里都没什么“工作”可做。那光景依旧过得没楞没沿，她不得不屈驾来侄儿这里赚几个买化肥的钱。少安夫妻不好意思叫二妈也和众人一样去刨土挖泥，只好让她帮秀莲在家里做饭。

孙少安搞起这么大摊场，又雇用了村里这么多人，在东拉河前后村庄马上传扬开来，有些邻近村庄没办法的庄稼人，也跑来想上他的工。他赶快婉言谢绝了。现在这么多人就够他心惊胆颤的——一月下来光工钱就得开两三千块！实际上，他最多用二十几个人就够了，只是因为同村人抹不开面子，才用了如此多的人——他这样做完全是出于一种人情和道义感，而不是他有多大经济实力。

众人在这时当然不能象在自己地里干活，可以随便晚出早归，得象以前的生产队一样，天明出工，天黑收工。

后半晌，那些从自己地里早归的村民，都不由纷纷串到这里来，蹲在砖场周围，观看少安的红火场面，在这些旁观者中间，有时也能看见我们的孙玉亭同志。

热爱集体场面似乎是玉亭的天性。尽管他也知道，这场面和当年的农田基建大会战屁不相干，但几年来他终归又看见了一群人凑到一块劳动的场面，不能不使他触景生情，唏嘘感叹。有时候，在这纷乱的人头上空，他恍惚看见一面面红旗在风中招展……别了，往日那火红的岁月！

孙玉亭蹲在侄儿的砖场边，吸着从他哥烟布袋里挖来的旱烟，心绪烦乱地思前想后，不时用手指头把流在嘴唇的清鼻涕抹在他的破鞋帮子上。世事变了，他还是一副穷酸相，一身破烂衣服，胸前的钮扣还是缺三掉四，旱烟照样由他哥供应。要不是大女儿卫红已长成个懂事姑娘，相帮这对“革命夫妻”种地，一家五口人恐怕连口也糊不祝这不，凤英现在也只好投在“资本主义”门下，赚几个“下眼”钱。

玉亭不仅光景没变，其它“爱好”也没变。他一直不间断地到小学教师金成那里取来报纸，抢着赶天黑看完（晚上他点不起灯），如此关心“政治”的人，至少在东拉河一带的农村实属罕见！

由于玉亭经常看报，因此在任何时候都很了解“目前形势”。

当侄儿扩建后的砖场装起第一窑砖坯的时候，对“目前形势”很了解的孙玉亭，忍不住给侄儿出了个“点子”。他对少安说：“目前报纸上正宣传帮穷扶贫的万元户哩！你比他们报纸上宣扬的那些人都突出！因此，你要叫人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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